王荣珍

     我在锡师毕业后做了40多年的中小学教师。回想起来，我所以能坚定不移地从事教育工作，都是靠我母校的教育培养。

一

    我记得在“九一八”之后，我正读师一，曾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一次抗日救亡的爱国学生运动。师三的朱有福同学，是救亡运动的领导人。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情绪之高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和同学们一起，跑出课堂，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请愿，一时搞得热火朝天。在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浪中，各科教师，都印发了有关抗日的资料，国文教师每天把从《生活周刊》上的文章，作为我们的补充读物，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向我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有力推动了我们爱国救亡运动。在此以后，我们在朱有福同学的带领下，联合京沪线上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规模空前的进京请愿。火车上虽挤得人叠人，但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充分体现了同学们心连心、团结战斗的精神。在南京示威游行时，西北风凛冽，但我们精神抖擞。在听到“攘外必须安定”的反动口号后，我和同学们都愤愤不平。回校后，我们就自动组织抗日义勇军，每天下午进行操练。当时操场上义勇军队伍一排排，一行行，整齐严肃；号令声，此起彼落；拼搏的喊杀声，响彻云霄。在此，谁说中华儿女无血性？

                              二

    一天，在暮色苍茫中，楼上一只教室里，挤满了同学，接着走进一位身穿青色土布短装的邵爽秋博士。在我们同学的掌声中，他走到讲台前面，向我们宣传“土布运动”的意义：

在经济上，制敌人于死地，不买洋布，穿自己织造的土布。最后又要求我们参加“土布运动”的组织。当时我们听了，人人赞成，个个立即参加了组织。我们五人一组，又一次走上街头，深入布店检查日货。就这样，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爱国运动，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窝。

                                   三

    母校对我们的教育培养，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师范部同学，师一到师二，都要参加教育实践。母校办了民众夜校，招收两班学生，学生的来源，有的是失学的青少年，有的是在职的工人。每天晚上，由师二同学轮流上课。但到我们读师二时，母校为适应我们大家教育实践的需要，在门房两面，又特地建造了两只教室，把夜校改名为“短期小学”。白天课后，我们我们也轮流上课，使我们师二同学，都有参加教育实践的机会。“短期小学”校长，由师范部主任吴伯昂教师兼。我被推为学校的负责人。我班的芮寿松、许冰秀同学，分别担任了教导和事务。当时来校学习的学生，虽然成分复杂，年龄不一，但他们求知心切，对“老师”都十分尊敬。师生之间的爱，不仅使我尝到做教师的甜头，而且更使我坚定了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还初步奠定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我们毕业阶段，母校又派我们到附小参加试教。在试教期间，我们五人一组，包下一个班的教育工作。原有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就陪同我们一起活动，从编写教案到教学活动，多方面帮助我们提高。试教结束后，母校又分派我们回家乡的学校，试教一段时间，然后又组织我们到大城市去参观学习。就这样，从理论到实践，再由从实践回到理论，为我们以后从事教育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作者为三四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