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

    记得我是1922年15岁那年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的，同时还接到了常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向往当一名教师市我多年的愿望，加之家境贫困，我还是不假思索上了师范。

当时学校就以治学严、学风好博得了社会的称誉。学生勤钻研，苦读书蔚然成风。每天早上早操后都要列队在风雨操场上听校长讲话，除上课外，其他大部分实践在自修室自修。自修室里鸦雀无声，秩序井然。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天下午方可上街。出校门都得穿校服，高年级同学的校服已洗得发白还补上了补钉，却引以为豪。

    全校只有5各班（一个预科班，4个本科班）我们班上宜兴考来就有16人，此外还有从江阴、无锡、苏州、上海南汇来的，大家亲如手足，互相关心。学校开设了国文、读经、博物（生物）、英语、音乐、体育、数学等课程，教国文的钱基博、钱穆先生可称为“国学大师”，后都成为大学的名教授。沈颖若先生是柳亚子先生“南社”的诗友，说一口浓重的吴江话，在读经课上讲解《左传》时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学生听着竟忘却了下课。至今我还能熟练地背诵其中的“城濮之战”、“曹刿论战”等篇目。我的一点语文基础都是这三位教师给我奠定的。胡碧乡先生教我们博物，上课时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委婉动听，得到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正因为这几位老师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缘故，我最喜爱上国文和生物这两门课，后来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两门课的成绩考得最好。

    学校对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吃饭实行分食制，每日一粥两饭，一吃饱为止。中、晚饭二菜一汤，菜虽然不算丰盛，量也不多，但对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来说，也可称得不错了。我忌鱼虾，我的坐位上标有牌子，每逢吃鱼或虾时。专为我换上肉。当时我班由两名从甘肃来的培训生，比起他们那儿的条件，对这儿的生活觉得心满意足，因此一顿饭要吃上五六碗。

学校对音乐、体育等副科也很重视。因为教师的课桌上都有键盘，虽不能发出声音，但我们按着键盘可以练习指法。体育课要求剃光头，课外经常开展一些球类活动。我在入校前由于营养不良，学习过度劳累，患有贫血症，进校后坚持锻炼，利用每节课之间的15分钟休息时间，来到学校后面城墙下的煤渣路上练习跑步，后来身体逐渐强壮起来。

    当时读师范的大部分是穷学生，生活上十分俭朴，星期天下午来到热闹的崇安寺，但从不光顾小吃摊、小食店，只是挤在旧书摊上翻翻书，偶尔也买上几本好书。有时上完体育课，实在感到饿，才从学校的小卖部买一个几分钱的脆饼填填肚子。

    我进校的第一年参加了提灯会，后由于曹锟议会贿选，民愤极大，从此取消了这个活动。学校还经常举行演讲会、讨论会，我经常作为班级代表参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锡师学生带头在城中公园集合，分几个小分队到各处演讲宣传，我在新北门外的郊区演讲过一次，虽然口干唇焦，但大家的劲头十足。

    1951年，我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到苏锡常一带传达志愿军的煌辉战绩，特地来到母校，只见校舍大部分都被日本鬼子毁掉，剩下一片废墟，感慨万分。81年我从上海回来参加七十校庆，看到锡师校园呈现出春意昂然、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犹如游子有重新依偎在慈母的身旁一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衷心祝愿母校的师生继续发扬“弘毅”精神，自强不息！

                                    （彭敏根据作者生前录音整理）

（作者徐铸成为二五届校友，长期从事新闻教育事业，解放前曾任《文汇报》总主笔、总经理，解放后曾任《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第一、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1991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