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歧

    在无锡解放前十多天，党组织通知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要注意隐蔽，防止国民党在崩溃前的大屠杀。我当时内心虽然紧张，但充满希望和兴奋，和同学们一起，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4月21日，大批的国民党军队如丧家之犬，队不成形，乱成一团，急急往北门方向逃窜，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在21日和22日夜间，和许多同学一起，聚集在教师的大办公室里，赶写了许多“欢迎解放军”、“庆祝无锡解放”的标语，钱祖春同志还画了一幅毛主席的头像。1949年4月23日零晨3,4点钟，张尔鲲同志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约我一起出去看看。我们抱着一些标语，叫醒工友打开大门，外面寂静无声。我们急步穿过青果巷，到了中山路，一边贴标语，一边前进，直至崇安寺。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五、六个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抬着一付担架，在昏暗的灯光下匆匆往南奔。回到学校，天还没有亮，许多同学已聚集在校门口和钟楼下，我们把解放军进城的消息传给大家，同学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23日中午，锡师的同学和一部分教师列队去崇安寺，参加全市大游行，庆祝无锡解放。我们锡师的队伍走在头里，队形整齐，情绪热烈，前面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和一幅“解放了，大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画。当队伍进行到北塘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在天空嗡嗡叫，还扫了几梭子弹。大家在屋檐下躲了一会，队伍又继续前进。当晚有人传出谣言：锡师同学游行最积极，国民党飞机要来炸锡师。对蛊惑人心的谣言，大家都不怕，第二天继续上街游行，庆祝解放。那几天，我们都沉浸在愉快欢乐，热情高涨之中。这时，无锡市委秘工科派人找我，问：“你暴露党员身份没有？”答：“没有”。“不要表露党员身份，不要表现太红，如果一旦出现反复，国民党再回来，就潜伏下来，继续进行地下斗争。”此后，我参加活动就从前退到中间。我们这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单独组织一个小组，受秘工科领导。和我同一小组的还有两人，县女中的吴青玉和县中的周佩琛。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秘工科的老孙同志经常参加指导。

    到八月底，市委组织部通知我，秘工科拟撤销，让我把关系转到学校。当时，锡师的几名地下党员，有的调到市里，有的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学校仅有三名党员：周誓志、事务处的吴老师和我。周誓志比我年长，大学生，是组织上刚派来的教导主任，也是我们党小组的组长。党支部是由锡师、县中、国学专修学校、道南中学等六个学校的九名党员组成的。锡师党员最多，有三名，县中为两名，其他学校都是一名。除我和周佩琛是学生外，都是老师。支部书记是“竟志”的一位女教师。支部会、小组会开得较多，小组会几乎每周一次；支部会每月一至二次，市委组织的庄静波同志也常来参加。由于我们都没有经验，水平也低，所以一遇到问题，我们三个党员就常在一起商量，研究解决的办法。

    当时，学校里的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党组织布置的任务，都是通过党员和团支部、学生会去贯彻。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又是一个班的班长，所以贯彻党的知识比较方便。1949年底，市委布置：学校党组织要公开。市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在支部会上宣布这一决定，然后又同我们锡师的三名党员商量公开党的办法，并单独建立党支部。我们商定：在大礼堂（兼食堂）开一个公开党的大会，全校师生都参加。由我组织团支部的同志布置会场，近千人的大会，需要用麦克风。当时学校里穷，没有这玩意儿，要到外面去租，这又得化钱。当时，我觉得化学校的钱不合适，何况校里也很困难，而我这穷学生，几乎是身无分文。我正在为麦克风问题为难。周誓志当即对我说：“不要紧，需要多少钱我拿，我还有工资。”其实，周誓志老师的工资也很微薄。当时，大家对钱是看得很轻的，学生没有钱也不去想钱；老师有点工资，在困难时也互相救济。再一次支部会上，有位教师提出：一个同学因病无钱医治，能否设法解决一下。几位教师都慷慨解囊。数量不大，但同志之间互相友爱、互相帮助的情谊是很深厚的。

    公开党的大会，全校师生都参加了，会上，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讲了话，周誓志作了简短的报告，我也发了言。我发言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我们在全校师生帮助下作了一些工作，但水平很低，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希望大家多多帮助，随后，成立了党支部，周誓志为书记，共有三名党员。

    1949年9月开学不久，周誓志对我说：学校团员很多，解放前的老团员有二十来个，后来又发展一些，团支部的任务很重，要我做团的工作，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团支书是徐季良，支委有束理敏、李慰祖等。当时，师生的政治热情很高，积极要求进步，团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团员达到108名。1949年初冬，苏南公署教育处的白处长率工作组到锡师搞教育试点，团市委组织部张明部长等到校搞建团的试点，团员很快发展到273名，成立了团总支，下设三个分支部。总支成员增一名外，都是原班人马。

    当时，锡师在无锡市以致苏南地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团的工作比较活跃，影响较大。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干部。除了个别调出一些外，成批的有：1949年11月，苏南公学办了一个机要训练班，一次就从锡师调了20名团员去学习，行前，在校门口开了一个欢送会，我曾讲话送别。1950年1月无锡市调20名团干部去华东团校学习，其中锡师占了14名，我也是其中之一。1950年1月，无锡市青年团员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锡师代表最多，有近20名，我也是代表，会后即去华东团校学习。

    我在锡师校园的工作时间很短，仅4个月，但受到了锻炼，收获不小。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对党的知识、革命理论都很缺乏，深深感到要努力学习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我们团支部委员，每天晚自修以后，都集中到支部办公室（一个小亭子间），除了开会讨论工作外，主要学习革命理论，我看得最多的是《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大家学习劲头很大，讨论时争得面红耳赤，经常十一、二点钟才回寝室。当时，陈丕显、钟民（市委书记）、周克（苏南区青委书记）、林楷（市青委书记）等领导同志也常给我们作报告，听过以后都认真进行讨论，特别是钟民同志《目前形势和任务》报告，给我印像很深，至今回忆起来，犹感十分亲切。我们水平很低，学理论有点一知半解，生吞活剥，但学习很认真，这给我以后四十年的学习和生活开了一个好头。当时，有人提议，把大家的好书自愿捐献出来，共收集了近百本书搞了一个小图书室，我也捐了几本，还捐了一本茅盾的《子夜》。提起《子夜》，还有点来历，我们家境清贫，1948年我的堂弟做工挣了点钱，给我一块钱作零化钱用。身有一元大洋，这是我生平最富庶的时候了，我曾读过《子夜》，觉得这本书写得好，求书心切，也顾不得零化钱了，就迳自去书店买了一本，刚好一元整。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算是一件珍品了。小图书室的建立，对我帮助很大，以后学理论打下一些基础，尤其是培养了我学理论的兴趣。

（作者为五一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