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母校之情

曾涛

    1929年，出生家境贫困，我报考了江苏省洛社师范。至今还记得入学试题中有一道作文题《述我之首恶》。我在作文中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一是厌恶地主，二是厌恶苍蝇，三是厌恶蚊子。

   求学的生活是艰苦的，平常就依靠学校发给的一点零化钱生活。有时，争取到给学校刻写钢板的机会，刻一张蜡纸8分报酬，上紧点一个晚上能刻上两张，已是不错的收入了。

劳动教育是洛社乡师的传统。每星期有劳作日，有专门管劳动的老师。学校每年将田地分配到每个学生，每人大约能分到一分田。我自己播种、管理、收获出售，每年上交校方1元5角钱。一担菜有时能卖上七、八角乃至一元大洋，然后在街上吃碗馄饨或肉面，真是难得的享受。

   洛社乡师虽然地处乡间，但也有共产党进步人士的活动。他们给同学们讲述共产党闹革命的故事，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国的热潮也波及学校。我们常常深入苏南村镇，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1931年11月20日，我与100多位同学，满怀满腔纯真的热情，爬上闷罐火车车厢，赴南京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请愿。但是我们的满腔爱国热枕却让蒋介石欺骗了，蒋介石假仁假义腾出军校宿舍给我们住，还在军校礼堂作报告，道貌岸然的宣传他要抗日，要做“岳飞”，但是有人拉后腿，有“秦桧”，并乘机骂了通共产党。以后我们就被“送回”学校了。就为这事，校方在期末的品德评语中给我写上了“操守不严”的字样。但是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在乎“操守不严”区区四个字。

   1933年毕业后，我先在泰兴县城城中小学任教，因为向县教育局揭发校长贪污公款的事实，被学校解聘。1937年我又转任南京市简易小学的教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南京开始受到轰炸，我回到了泰兴。这时我已知道共产党，毛泽东已到达陕北，于是，联络了有志青年准备投奔延安。

   我们一行13人，于1937年12月初，从泰兴出发，迈出了一生中重要的西北之行第一步。中途有5人退出去后方找亲戚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天涯游子终于找到了爹娘一样。我先后在陕北党中央办的青年训练班，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

   艰苦的斗争迎来了黎明。我又从苏北到苏南。上海解放以后，又担任了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我又转到新闻、外交战线上工作。1959年10月，出任新华社古巴分社社长，参与了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以后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任首任大使，1970年调任南斯拉夫大使，1973年又去法国任大使，工作了整整四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任命新华社社长,任新华社社长的同时，我还兼任人大常委会副秘长之职。全国人大开会，还多次作为新闻发言人，主持记者招待会。

    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千。离开母校洛社乡师也已五十年了。天南地北，峥嵘岁月，难忘母校之情。

（作者曾涛为三三届校友，曾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国—欧洲议会友好小组主席。1997年逝世。本文由郑荣馨记录、整理于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