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革命青年的摇篮——“三师”、“锡中”

储玉坤

   我是五十年前无锡学生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曾亲身经历运动的各个阶段，所以体会较深，至今还觉得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可算是无锡革命青年的摇篮，它培养出一批批有阶段觉悟的爱国青年，投入学生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去，并对无锡学生运动向看正确的和健康的道路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因此，我首先要对“三师”作一简短的回忆。

   我是宜兴人，生长在贫苦的农民家庭，地处偏僻，非常闭塞。当我在小学读书升入五年级的时候，摆在自己面前可供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投考不收学费还供给膳宿的第三师范；另一条是毕业后回家务农。第一次大革命后，我到无锡投考时，“三师”停办了，改名为江苏省立无锡中学，不免有些迷惘和失望，只好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报考了无锡中学。但是入学不久，经过一学期的观察，觉得“三师”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仍在我们学生之中传播；加以受了大革命的影响，民主自由的思潮，尤其是学术自由的空气，非常热烈，各种组织和团体，如雨后春笋。现在回想起来，有三件事值得予以记述：

   第一件事是老师王寅生，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陈翰笙（无锡人，一八七九年生，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史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领导下，组织高年级学生到无锡郊区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采用概括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旧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认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点，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所提出的“农村复兴”的不切实际的虚假口号。记得参加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活动的，有三师的校友钱俊瑞（无锡人，中共党员，著名世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薛暮桥（无锡人，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孙冶方（无锡人，模范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已故，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锡昌、秦柳方等。高年级的同学，在农村调查的实践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阶级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回校后在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使无锡中学的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件事是驱逐国家主义派校长取得胜利。大革命后无锡中学第一任校长王克仁，是一个国家主义派，带了许多国家主义派的教员来接办无锡中学，其中最著名的有胡云翼（文学家，对唐诗颇有研究，著有《唐诗选》，解放后，曾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已故）和刘大杰（作家，解放前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已故），在校内发展组织，公开发行国家主义派的机关刊物《醒狮》，并在暗中极力打击校内的进步势力，因此引起两派的激烈斗争，至1927年12月，全校学生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驱逐校长王克仁的学生活动。王克仁虽然曾企图用开除学生的高压手段来对付风潮的学生，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只好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辞职，嚣张一时的国家主义派也随之销声匿迹。

第三件事是1933年反“会考”运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别有用心地发布了一道高中毕业会考的“命令”，以“不及格不得毕业”威胁学生，妄图阻扰学生参预政治活动。这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周佛海想以“会考“来束缚青年学生的手脚，但学生并不因此个回到死啃教科书、把救国救民置于脑后。记得1933年初，新的学期开始后，无锡师范高中年级掀起一股学习哲学的热潮。这个学期从宜兴中学转来一位新同学，名叫吴启璋，他同老同学潘卜年等从上海搞来了一大批进步书刊，发起和组织了”哲学研究会“，一面读书，一面组织讨论会、出版墙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时锡师校长陈谷岑看到我们这些学生埋头读书，开会交流学习心得，并出墙报，也认为是优良学风，对此赞赏不止。陈校长没有阻拦我们学习哲学，吴启璋至今还感激他的开明态度。

   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导，才会有革命的行动。张养生和吴启璋终于在中共无锡县委的领导下，组成了共青团无锡支部，领导无锡青年学生运动。不但在锡师继续用“哲学研究会“的名义，展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并领导一些同学积极参加“反会考”运动；而且还不顾当时无锡的白色恐怖，走出校门，到工农群众中去干实际革命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使不少青年学生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潘卜年、鲍志椿等几位同学，都是在参加革命后不久，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当我写到这里时，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来，我们同窗六年，朝夕相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情同手足，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光荣献身，带给我们的不是悲伤，而是激励和鞭策。他们为了革命不顾牺牲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种伟大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