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师的日子

   当时（1922年），宜兴全县只有一私立彭城中学，设在和桥镇，教学自不及省立的。要进中学，只有投考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及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否则，只有投考较远之苏州省立第一师范或上海之第二师范（即龙门师范）。此外，就只有进收费极昂贵之教会学校或上海之私立学校。

   我是五中与三师都报了名。五中考期比三师约早半个月，全城投考生约二十名，由一五中学生徐照君带领，雇了一条小航船由轮船拖带，这样每人摊的船资可便宜些。

常中当时校长为宜兴名士童伯章（斐）先生，为名书法家兼擅词章，民初即出掌该校，瞿秋白、张太雷等均该校毕业而转往京、津深造者。

    我赴五中应考时，见学校范围之大，堂舍之多，为之咋舌。

    考毕，同赴常州闹市观光，并游文笔塔。

   第三日晨，仍由原船返宜。将解缆时，徐照兄匆匆赶到，私语我说：“适间已看到金榜，同来应考者仅你及任君录取。勿轻告人，免他人失望。过几天，录取者当接到通知书。”

   我回家以后，即将此讯告家人。而几天以后，当县小教师之堂叔说，已闻该校的任生接到通知书，余迄未接到，母亲因而颇责我所闻不实，余亦几绝望矣。

   过几天，与同学朱百瑞同至无锡应考。无锡比常州更热闹，当时已有小上海之称。我们租住梁溪旅馆一小房间，每日租费仅五角，宜兴人大抵多投宿于此。

   笔试及格者第三天口试，我幸被录取为第二名（只招一班，共五十名，其中二名由该校附小直升），百瑞则名落孙山。

   返家后，常中考单已辗转递到，我果被录取第十四名（全榜共八十名）。曾祖母素严厉，至此亦喜形于色，逢人即夸赞曰：“小小年纪，两榜都高中，等于秀才了！”又责骂堂叔说：“身居长辈，不代为高兴，反讥笑他造谣，其实可恶。”她老人家还拿出了一块钱，买一斤乌枣，用猪油炖烂，交给我母亲说：“早晚叫鸿生吃一枚，最是补心血的。”

   自入三师后，按时起居作息。我的生活，像是骤然成熟了！三师的学风朴质纯正。学校第一任校长顾述之先生虽已于我入学的上半年辞职隐居，但他所规划设计的许多制度和办学方针，一直还在起指南的作用。他定的校训为“弘毅”二字，当然取义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立志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其次他多方诱导，使学生逐渐培养自己研究的能力，所以功课虽然紧，学生还于课余作自己的研究，博览群书，自己有独力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我入学的第一年，就知道高班三年级同学常常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其中袁家骅、顾绶昌两同学，更与北大教授朱谦之讨论美学问题，这给我的触动很大，决心要自己也埋首研究，有所建树。

   1922年暑假后我入预科，预科的级任老师李玉彬，辅导我们按部就班地学习。翌年下半年升入本科一年级，由新聘的老师钱宾四先生教国文及读经，读的是《孟子》、《论语》，讲解明晰，得益匪浅。

   三师的各科教师都是经顾述之先生精选的，国文教师如钱基博、沈颖若、钱宾四诸先生尤为一时之选。其次是注重博物（即生物学），学校特在大礼堂旁建有相当规模之博物馆，陈列师生自制之动植物标本无虑几千种，在当时各中等学校中是罕见的。

   在图书馆中，则新出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以及杂志如《学衡》、《科学》、《醒狮》、《向导》等无一不公开陈列，由学生浏览。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旧知识，并开始阅读各种有名的古典小说，积累知识基础。

   可以说，在三师时期，是我走向成熟的时候，也是各方面发展最活跃的时期。我现在已八十足岁，到了耄耋之年了，但不时还会做这样的梦，仿佛又置身在三师自修室中，急忙赶着功课；或如置身《大公报》，写了自以为得意的社评，受到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的表扬。可见这两段学习和工作时期，留给我印象之深。

   我从高小二年级起，即喜读报，每日饭后，即抽暇赴育婴堂（在城隍庙西辕门）内附设公共阅报处，陈列隔日之《申报》、《新闻报》，时间匆促，翻阅要闻大意而已。

   入三师后，设有阅报室，《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毕备；早晨，还有本地出版的《无锡报》、《新无锡报》二种，我在休息时间，常细读不忍去。其中《申报》之《飘萍北京特约通信》、《时报》之《彬彬特约通信》、《新闻报》之《一苇特约通信》，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如当日不能看到，第二天必到图书馆借出细读。此外，《时报》之《鲍振青东京通信》，也每篇不轻易放过。这些通信，有最新的信息，有内幕新闻，剖析入里，绵里藏针，而又文词秀丽，各有特色。

   我那时初读《史记》，深感前述这些优秀的新闻记者，具有史家的品质学养，是救国不可少的崇高职业，从心底开始向往这种工作。

   那时教我史地的向秉枫先生，博览群书，讲课时常“跳”出课本，引述稗官野史故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严典史抗清的故事，说时既严肃又悲愤。许多同学，多以他所讲的内容复杂，笔记困难，而期中考试，向先生出题常涉及他口述的范围，多以解答为苦。我对向先生所引野史、轶史材料，最有兴趣，牢牢记在心里。所以每次考试，不加准备，常被向先生拔置第一。这也许是我发愿有朝一日从事新闻工作的另一原因。

   师范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全免。除预科第一学期要缴纳校服（一身粗呢制服，两身布制服，在校时除制服外，不得着其他外衣裤。年高学生，每以着破旧补袖制服为荣）三十元外，以后每学期开学前，我只向母亲要零用钱五元（那时宜兴、无锡间只有小火轮可通，我每次必坐“烟棚”，来回连黄包车用去一元）。衣服均自己洗刷。我竭力节省，还可用节余之款，购置《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及《曾文正公家书》等书，至于《胡适文存》，以及新式标点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则概向图书馆借读。

   每年双十国庆节，各地必举行提灯游行庆祝，1922年亦全校列队出动，参加无锡各界之提灯游行，人数之多，各式花灯之盛，远非宜兴小城可比。翌年因曹锟贿选总统，各地乃停止此举，以示抗议。从此以后，再不复见这类庆祝矣。

   寒假前，某星期曾随同学在光复门内某戏院看王汉伦、郑小秋主演的国产电影《孤儿救祖记》，是为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纳费小洋一角。

（注：本文作者徐铸成系我校二五届校友。本文节选自《徐铸成回忆录·第一章负箧求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