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舅父施之勉

   无锡县万安乡唐平湖畔，有一个村庄——施家宕。三面环水，密林掩映。在这宁静明媚的环境里，聚居着数十户垦殖滩地的施型农民，建立了一支厂当大江南北贩负稻谷的船队。其中有一勤俭起家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兄弟七人的院落，栉比相连，几占半个村庄。我舅父施之勉即将生于这个大家族中。在19世纪中叶，闯荡江湖贩负责生涯，多方接触社会的人，见多识广。他们给闭塞的农村，掀起了一股“维新”之风。施家节衣缩食培养子嗣读书识字，女孩亦令粗通文墨。在当时农村有此见识史罕见的。辛亥前后，农村经济衰落，在这个大家族亦陷于困境。我外祖父忠厚老实，经营的酿酒作坊倒闭，土地抵押与人，生活捉襟见肘，仍支持我舅父投考清末“维新”后建立的常州府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舅父勤奋苦学，成绩优异。当府役鸣锣报喜，轰动乡里时，族中引以殊荣，成为同辈兄弟求学的表率。同时也影响着各尽亲家。虽世事多变，但俭艰持家，热中求知的家风，历久不变，造就了许多人才。

   我童年常住在外婆家，史这个大家族甥辈中年龄最大的男孩。在廿位舅父中，有九位的年龄仅比我稍大二三岁。有的同龄、有的小我二岁。加上舅、姨的子女，一大群儿童在一起顽皮嬉耍，任性淘气，往往闹得长辈难于管束。但我舅父从不呵责但我们淘气，总笑着观察我们的举动。当发现总是我带头淘气，便抓住我这个受大家宠爱的“外甥王”，把他在小学教育时的心得，实验到我们身上。命同辈中知水性的教我们游泳、划船。鸣老长工负责带我到隔河滩地的瓜棚帮着看守瓜田。我们和老长工有了感情，农忙季节也常跟到他田间帮着做些轻活。把我们爬树套鸟巢的危险举动，引导问为饲养鸽子。舅舅把我们捉蟋蟀，引导为捉昆虫制标本。把外婆织布弃置的乱纱，教我整理接续搓成长线放风筝，逐渐改变我们胡闹淘气作有益的玩耍。平日多方引导我专心读书，从此，我父母便信托他作为我求学时期的监护人。

   我11岁毕业于乡里国民小学时，家中议论我的升学问题。当时我有二位姨丈在城里竢实高小任教。有三位堂舅父在该校寄宿就读。我母亲请向我进竢实，可有所照顾，我舅父则认为孩子早熟，已懂事，要防止产生依赖心，要培养他能独立生活。省立三师附小的师资阵容较强，是饮誉东南的著名高小，决定我进三附小寄宿就读。当时我是年龄最小的寄宿生。级任老师和学生同住一个大寝室，同在一个食堂用餐，每晚督促自修，亲如一家人。我很快便适应集体生活。在“五四”之后，该校首先推行教改实验，对学生灌输新文化思想，学习气氛痕活泼。我舅父因病休学，在我家疗养，常进城查看我的学习情况，赠我《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为课外读物。寒假期间指点我阅读《新青年》、《改造》杂志。我是高小文化程度的孩子，囫囵吞枣读这些书，滋生种种遐想。高小毕业后，向往学习航海科。原三师附小的体操老师、中国童子军创始人顾拯来老师已应聘厦门集美学校，又在该校创办海上童子军。集美有水产科，分渔捞、航海两专业。我舅父当时也在该校师范科任教。我决定跟他前去。不意到达集美侯，他认为我年龄太小，尚不适合，打消我进航海专业的念头改读普通中学，使我大为失望，课余抛下书本就溜到海边，混入水产科学生中去游泳、操船。我舅父回到宿舍，看不到我的人影。他摸透我任性固执的脾气，知我高小时期图画课成绩突出，到集美侯也常受图画课任老师的好评，他特地去厦门给我买水彩、油画颜料和画具，还给我买一双校主陈嘉庚橡胶公司创制的运动鞋，意味深长的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择善固执”。当时住在同一幢教师楼的图画教师林学大老师，是留英画家，在另一幢教师楼，住着师范科图画教师莫大元，是留日画家，还有中国画教师张世旂等。图书馆内有大量外国原版画集，从此我的课余时间被引向美术，端正了对中学课程的学习态度。我离开集美后，便投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上海“五卅”惨案后，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被罚前期掀起高潮，上海美专首先卷入。学校遭法租界巡捕房封闭后，我回到乡里仍活动组织响应北伐。我舅父察觉后，叮嘱我要多读书，多思考，北伐胜利虽成定局，但政治很复杂，要审慎，“四·一二”事变，我远走青岛。适上海美专复课后，仍回上海就读。毕业后，现实生活打消了赴法国深造的念头。我舅父替我谋得省立无锡师范美术教师职位，又受聘在私立无锡美专西洋画系兼课。他希望我能安分守己，给我看唐、宋以来有关文化艺术的书籍，希望我能提高艺术理论修养，使我倾向中国画传统的研习。由于我从小学、中学、大专三个阶段，都是在自由活泼的教育环境中度过，很不习惯当时师范“循规蹈矩”的约束。在“九·一八”东三省被侵后，学校内部潜在的思想活动，很不平静。我常为此招惹是非，不得已更换学校，去淮阴师范而东海师范。五年之内，三易任所，使我舅父伤透脑筋。我决定改行习医，不呆在父、父亲身边学习伟坚决去长沙同仁医院学习，从此结束了舅甥之间的监护关系。当时日帝侵略日急，终于爆发全民救亡运动，我中断学习，回归乡里。当抗日战火延至上海时，我舅父携眷向内地逃避。我家于日寇入侵无锡时才束装西行。途中惨遭洗劫，七岁次子被杀，釜资断绝，困守沦陷的故乡。八年苦难，赢得抗日胜利，但欢欣鼓舞的强国遐想却成画饼。人民痛定思痛，背向分明。我舅父东归后于此际出任县中校长，抱着回避专政专心治学的愿望任劳任怨，全力倾注于人事周旋中。国共斗争日益尖锐时，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左右倾向激化，对抗由暗而明，国民党政府对学校当局施加的压力也更大、更狠，使我舅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1948年深秋，我舅父专程下乡来看望我母亲，和我异乎寻常的长谈。他一向率已谨严，深沉坚毅，喜怒不行于色。我第一次见他感情激动，吐露出对当局的不满，对同事随波逐流，左右摇摆，有失师道，承认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回顾国共两次合作的往事，感慨尤多。晚餐时他破例索引“玉祁双套酒”，和我举杯对酌，他说：“已决定辞职去台湾，交代事务繁多，可能无暇下乡和你们辞别了，除辛苦收集的近万册图书外，身无长物，为我善为保管。去意已决，毋再苦劝。我已年近花甲，最大的顾虑为今后能否容我继续自由研究古史也”。我问他选择古史的研究是否为回避涉及近代史的政治问题。他说：“这是别人对我的误解，治学选择，各有目的。我国学术思想上，汉代是承前启后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从而衍生我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对这一学术上最重要的时代，现在研究者太少，几成史学的空白区。我是想给后学做些有补益的事。至于政治思想问题，人生在世，总有所倾向，仅表白方式不同而已。”又重复对我论坛“择善固执”、“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儒家立身行事的道理。他有早起早眠的习惯，时将午夜，我催他休息。他抚着我背长叹，“明早即回澂，此去台湾，不知何日再相聚。名南、亦龙[i][①]职业在台湾。我有很多史学界朋友在那里。为着两个儿子和自己下半生的研究工作，不得已再作颠沛流离。你对父遗基业已扩展有成，侍奉母亲亦能尽孝，我很放心，国民党败局已定。失散已久的亲戚，胜利归来相晤时，代我致意”。言下不胜唏嘘。这次会晤，今竟成永诀。

   1948年12月他到台湾后，即来信说“已应聘一个女中任教。台湾在日占期间奴化教育遗毒甚深，今后教育工作艰巨。江东言语不通，幸往年在厦门集美生活过，当地方言与闽南语通，勉强能听懂一二，上课讲解，多数学生听不懂，要人翻译，直闹笑话。”1949年后，右路阻断，甘冒禁忌，仍通过侨居香港的亲友向我们报道平安。1976年秋我接到表弟自马德里转来他的信。音讯断绝已十年，对诸亲友梦牵魂系。至1978年春，我才能去信报告诸亲友皆平安，不幸老母已去世二年了。不久即收到他悼念胞姐们极为悲伤的来信，用词隐讳，惦着我的处境。1980年，侨居美国的一位前锡师的女学生，回国探亲，往返均经过台湾。她也是我舅父的学生。她将彼此的情况，做了真是传达。随着海峡两岸形势的转变，写信用词忌讳渐宽松。他得知大陆近年各方面都有巨大发展，农村尤为显明，留在故居的孙辈，其收入超逾城市呢居民，均称小康之家。在外的子孙辈，有高级技术人员21人，教授4人，高干5人。他关心的大陆学术活动，开卅余年来未有的盛况，看到我70岁春节合家子女四世同堂合影和访问集美母校时在陈嘉庚纪念堂前合影。他回信寄来了他95岁寿诞五世同堂合影，称互换照片为两家子女“神会”。知我近年来常出游，特摘示大量名山掌故近万余字，原文起首如“余少时好游，忆十一二岁时，曾上茅山，茅山在句容县东南45里，跨金坛县界，集句曲山。汉茅盈与弟衷、固，自咸阳来，得道于此，世号三茅居，因名山曰茅山，亦称三茅山。大茅峰有华祖洞，即三茅君得到处。《梁书·陶弘景传》载”齐永明十年，陶弘景辞禄，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原文结尾如“嗣因余生在乡曲，闭户穷经研史，并假老子之言，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多，其知弥少。故到开封，未至郑州、洛阳、到厦门，未至漳、泉二州，到重庆，未至成都，其实大不然也，大丈夫当以四海为家耳。”他很欣慰我晚年遇上好光景，来之不易，瞩望我珍惜。对重理专业有所发挥。嗣后台湾解禁台胞可回大陆探亲，他对大陆各地的真实情况，瞭解更多。他的知友钱穆先生至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时，其子及树棠先生时代为道谢。钱易女士乘出国讲学之便，首次进入台湾探亲，舆论为之轰动。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在台湾翻印，广泛流传。这许多事实，更增添他思念故乡的情意。他来信说，90岁腿骨折治愈后，行动不便。公职人员回大陆探亲尚未解禁，儿孙欲回不能。先托人带给我亲笔勘误并增补的全部著作，并表示愿供大陆翻印。即有续寄来新的考证和95岁寿诞纪念文集。98岁时来信说：“汉书增补又补”已撰写完成过半，预计年底可全部写定，将创一生著作中字数最多的记录。还特别提到抗战时代收到我从沦陷区寄去的“太白诗意蜀道图”后，不二年即胜利东归，视为吉兆，盼望能再收到我一张画，“三次可期”（隐寓1984年和我那次长谈，曾沦及一、二两次国共合作事。）愿舅甥共长寿，眷恋故乡之情深切。我去信问养生之道，复示以“担担无忧愁“为养生大法，说说容易而做到难。人总要有所精神寄托，从而能自然做到对忧愁的排遣。”摘示王心斋《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供我修养参考。当他得知我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作品入选国际展出，知名度渐高时，来信指示他对艺术上传统继承的主张：“继承关系，应取古人之长，如何以唐之韵、宋之理、元之格，融会贯通，铸造出自己的风格。”又引用韩愈的“事修而谤兴，道高而毁来。”谆谆告诫：“巧于避忌”。对我这个“外甥王”，始终倾注着爱护深情。1988年4月26日来信说：“名南（长子）身体素强，因胃病已辞场长职，现去台北休养，已年许不见矣（实已去世，家人恐伤老人心，隐瞒不使知晓——作者注），茂弘（长孙）因父病放弃在美深造，回台后在台北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以便照顾乃父。长媳仍在省府任职，余仍独居种苗场内，雇专人照料生活。余身体康强，耳聪目明，不用眼镜，每日看书写字，近来作汉书又补，每日写二三千字……年内可定稿。”又将苗场范围、环境、作息起居等安适情况及子媳孙辈的近况、配偶的学历、籍贯、职务等详细列成表式。信中又重提及他的著作如在大陆翻印，无版权问题。当时我正为他联系翻印事，接信后即携带他的全部著作去北京。在京时即将联系情况发信报告，盼望按照大陆出版部门的要求，寄来作者亲笔同意信。我以后又多次去信催促，都不见回复。经侨居美国的学生通过台北无锡同乡会的查询，才获悉我舅父患病已将一年，现移至台北治疗，并报知我住在台北亦龙表弟的详细地址。两岸邮递已开始直接寄发，毋须再经转递周折。1989年10月收到我亦龙表弟从台北直接寄来的复信：“父亲十年前右腿骨折，此次在病中又左腿骨折，经二次手术……虽作复健运动等，恐难再步行。一日几餐须喂食，大小便失禁，仅可坐轮椅活动。旧事记忆犹新，新事难记忆。已不讲普通话，全是家乡土音。外人甚难通晓。目前已移疗养中心，病情稳定……两岸来往日增，弟亦急思返乡探亲，惜因父病迟迟不能成行……。”即又得旅台姨表弟来信：“舅父病情严重，全持输液维护，神智时清时糊，谢绝探望……。”1990年春节才过，竟收到施故教授之勉先生治丧委员会直接寄来的讣闻，次日又收到我亦龙表弟来信说：“家父于去年12月19日因痰喘再度住进荣民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於1月18日下午7时逝世。按公历算，享年百岁。”2月24日，得南投表弟妹来信：“先翁卧病年馀，不幸于1月18日病故。2月7日安葬于南投小半山，与先姑、先父同穴。”想不到他1988年4月26日发信后即病倒，从此一病不起，竟成为他最后遗言。我舅父每次来信，均作蝇头小楷，有时长达五六千字，通篇从无涂改处，非常人所及，为人方正，虽细末亦不异。

   我舅父一生作息重规律，字奉检朴，常素食为主，烟酒不沾，饮唯白开水一杯，但名茶美酒常备，以招待亲朋。怀旧轻重。他唯一嗜好是读书、藏书，教师薪给，节约所得，全部用于搜购书籍。其前半生已积有近万册，凡诸子百家、历代名儒专集及诗词传奇、佛教经典等古籍外，近代出版的不论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名著以及各种杂志，收罗广泛，其中很多属国民党统治时的禁书。他平时所阅日报，均装订成册。他有特异的记忆和思维的禀赋，博览强记，过目不忘，历久仍能背诵或指出某一论说见于某书几卷几页。我曾叩问何以得此神奇，他说：“无他，俗说“专心、强记”，只要懂得“专”“强”两字真义，人人能达到过目不忘。”他否定天才论。由于他童年、青年、中年曾患三场几致不起的大病，身体显得很文弱，日以散步为唯一运动。在集美时，我见他每晨昏静坐，叩问是否为接受了二校主陈敬贤先生所提倡的日本“调和法”。他说“非也，日人治学，惯窃他人之长，改头换面诩为己有。蒋维乔先生於民国初年即倡“是子静坐法”。静坐为神州气功，在宋、明诸儒即注重之，有人以为静坐是从禅门而来，实则《庄子》已有颜回“坐忘”之说，是文弱人最适宜的保健法。”又说“童年读私塾，塾师只是督促读书，忽视学童健康，影响童年正常发育。你正在发育期，又爱好体育运动，应循此锻炼成金刚不坏之身。”我每有所问，你必详细解答，言之有据，并指导如何针对问题循序钻研。他对一般学生的提问，亦持此态度，不厌其烦，教育界对他有崇高的评价，决非偶然。我在教育工作时期，曾多次和我舅父讨论政治思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研究历史学者，岂能不涉及政治。他服膺“以德化人，以仁感人，以诚待人，只为苍生不为身”华夏始祖遗训。他一生的际遇和学养，决定他保持了“恬静和善”的儒家态度，在思想上凝结得根深蒂固，以谨慎为律已守则。他在教育界默默耕耘，不求闻达。晚年潜心研究汉史，撰写下千万字的考证，提供后学进一步钻研。他反对复古，认为复古只能使社会倒退。他始终跟着时代而稳步向前。他在最后一次来信中，殷切盼望着国家统一，长治久安。我回忆往事，思绪万千，只恨学养肤浅，无能表达。